根据实务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研究所掌握的情况，笔者归纳出目前非法集
资案件司法实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利益诉求主体多元，政策法律杂乱难把握。（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定性争议大。
如何正确把握非法集资的罪与非罪以及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
骗罪在内的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是目前司法实务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也是争议较大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定争议大。非法集资一般均假借民间金融的外衣，又或者在某些个案中，非法集
资就是由合法的民间借贷转化而来，因此两者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不清
的。过去司法机关在认定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界限问题上，常常受困于
多元的标准。而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0年解释》）出台后，虽然解
释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概念、特征、主要行为方式和立案标准、处刑情节等
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但仍存在许多司法适用的疑难。
2．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争议大。关于非法集资犯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问题，其中最难以区分的就是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界限，从罪状来看，两罪之间的主要区
别在于客观上是否采取了诈骗方法及主观上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
《2010年解释》来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要是通过客观行为来推定的，
其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行为人所吸收资金的用途和去向，如果行为人未
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约定用途，或有隐匿、转移行为，最终致使吸
收资金无法归还或逃避归还的，即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
将资金全部或大部分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不能认定集资诈骗罪。但在司
法实践中，要查清或认定吸收资金是否被非法占有还存在诸多疑问和困难。
（三）程序上刑民交叉案件处理规则不清、做法不一。对程序法上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规则问题，理论上有“先刑后民”、“先民后
刑”抑或“刑民并行”三种方式，一般而言，以“先刑后民”为原则，《2014
年意见》第7条“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规定进一步确认了对于非法
集资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先刑后民”的原则，包括对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
决正在执行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
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但是，目前司法解释对于刑民交叉案
件的处理规则并不完全统一，与《2014年意见》关于非法集资刑民交叉案
件的处理规定存在分歧，且存在很多争议问题。
（四）关于犯罪数额的计算标准不一。关于非法集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在《2010年解释》中已分别予以了释明，也为行为定性及法定刑升格确立
了基本的界限和标准。但是，仍然存在疑问的是非法集资犯罪中数额的计
算标准不一。依据《2010年解释》规定，在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数额
时，“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
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即对于案发
前已经归还的数额仍然计入犯罪数额之中。而在认定集资诈骗罪数额时，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
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
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即对于案发前已经退还的金额不计入
犯罪数额中。在同一司法解释中，两种不同的犯罪数额计算标准似乎存在
一定矛盾。
（五）管辖权争议较大、证据收集要求不一因非法集资案件涉案范围广，有不少跨区域犯罪案件，涉及人数众多，导
致管辖权存在争议，且因取证困难，对证据的收集要求不一致，影响部分
案件的办案效果。
（六）涉案财物的认定、追缴与处置缺乏明确规定。《《2014年意见》对于涉案财物的追缴范围界定得十分清晰，除去行
为人吸收的资金外，还包括：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
红等回报，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
提成等费用，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并详细规定了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
人应当依法追缴的情形。
（七）共同犯罪的认定存在疑问非法集资犯罪中涉及的共犯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担保公司、投资
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非法集资并转贷给他人的，是属于单独正犯还是与用
款方构成共同犯罪；其二，用款方、担保方能否与集资人构成共同犯罪；
其三，中介机构在非法集资犯罪中是属于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其四，
若中介机构不构成单位犯罪，那么其从业人员是否涉嫌犯罪。笔者注意到，
《2014年意见》对非法集资案中涉嫌共同犯罪的情形仅就帮助犯以注意规
定的形式给予了提示、说明，对上述问题并未涉及。
